寒假读物《沉默的大多数》读后感

导语:想到王小波,就不由得记起他看似平和的态度与近乎戏谑的幽默,或许是因为身处时代的特殊,他的语气比鲁迅先生要温和得多,从他的文字里,我们几乎见不到那种嫉恶如仇的愤怒呐喊。小编推荐给大家几篇精选读后感,一起看看吧。

寒假读物《沉默的大多数》读后感

沉默是个双面的词语,鲁迅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而由沉默导致的悲剧往往是令人痛心的。这样的故事进场发生在我们身边:公交车上,一位凶神恶煞的乘客因为一两块钱车钱的问题,殴打公交车司机,或者是小偷形迹败露之后殴打、威胁受害人,而在公交车上的,往往都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沉默”,是人性的冷漠,是怯懦,助长的是恶人的气焰。扼杀的,是他们自己的灵魂。

有一种言论认为,中国人是这世界上忍耐力和抗压能力最好的人群之一。我们长期生活在各种重压之下,他人的重压,社会给你的重压,权力的重压,金钱的重压。面对苦难,面对灾祸,我们仿佛都是那么的敦厚善良,大多数人总是选择逆来顺受,总是学会服从和屈服。用学者的话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奴性。孕育形成臻至完美的过程长达几千年之久,这期间,中国人已经逐步的失去了自由的灵魂,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不会独立的思考,没有自由的魂灵。

面对社会的不公与苦难,太多的人选择了沉默,这是个悲剧。这沉默的大多数,在王小波的杂文《一致特立独行的猪》中就成了普通猪的原型,这猪是高度拟人化的猪,普通的猪就如同普通的人一样,麻木,无论他们愿意或不愿意,都屈服于他人的设置安排,按照他人所规划的去生活,肉猪阉掉只为长肉,种猪只为当“花花公子”,对周遭的一切漠不关心。而这其中作者描写了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这猪有很多拟人化的特征:1、象山羊一样敏捷;2、不安于命运,不向命运低头;3、习惯于特立独行;4、对知识青年好;5、善于斗争,敢于斗争;6、对邪恶的势力有着高度的警惕性;7、岁月的磨难使猪的本性发生了改变,对人变得更加冷漠和不信任。但无论是屈服于他人的普通猪,还是对人变得更加冷漠和不信任的猪,最后,他们还是猪,我们不要做猪,我们要做“人”,所以在他人安排的生活中,不能失去独立的思考和灵魂。在生活的磨难之后,不能灭失掉人性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包容,善良,宽容,正义,这时,我们不能做“沉默的大多数”。

不做沉默的大多数,不做他人跳楼时的起哄鼓掌者,不做他人蒙受苦难时讥讽者,不甘屈服,敢于争取自己微小的权利。曾经听过这样一个事情,有个律师在列车上买了瓶一块五毛钱的水,他问卖水的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说自古以来就没有发票,律师毫不犹豫的将铁路局告上了法庭,胜诉了。大家以为他以后做火车会遭受到很大的困难么?没有,相反的,每次他坐火车,列车长会亲自把东西送上来,然后问他:“您是现在就要发票还是等下要下车了我给您送过来?”。权利,就是这样自己争取来的,尽管是微末的权利,你也不能放弃,因为一旦你放弃,你就会放弃得越来越多。不能做沉默的人,看着自己的权利慢慢被夺走,只留下自己自怨自艾。

“沉默”是精神癌症,打双引号是为了区别前者。沉默造就了怯懦的人,这些怯懦的、为人父母的人,他们会在克拉玛依大火时,说出令人心疼的“让领导先走”。沉默造就冷漠的人,他们是跳楼者楼下的起哄者、鼓掌者,他们是在他人面对歹徒的时候那些袖手旁观的人。沉默造就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式悲剧”,让我们感叹人性的丑陋,而谁又知到我们人性的丑陋,是我们自己亲自展示给别人看的,满脸堆笑的对别人说:“看,我多丑陋。”

有很多的人在该沉默的时候不沉默,在不该沉默的时候沉默。面对强权,他们忌惮。面对弱者,他们鄙夷。前阵子因为钓鱼岛,很多所谓“爱国人士”上街游行。对他们我不做出正面评价,这里完全引用他人的话语:“一个连街头小偷都不敢喝斥的人,居然嚷嚷着要踏平东京,灭了小日本。”你应在何时沉默?何时不沉默?

我们需要沉默的大多数,不需要“沉默”的大多数!

众所周知王小波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他自认为是小说家,这是他在写作末年开始写的所有杂文总编,编者是他的妻子李银河,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而是从内容上的连贯性出发而组织的,客观背景大致如此。至今我仍然认为,大多数小说作家并不会写很多杂文其实是一种害羞自卑心理,相比较而言,我倒认为王小波在这方面确实是有斗士的精神。

我们都知道杂文的精髓在于批判,而“胆子”似乎是很关键的一环。本书的开篇<沉默的大多数>,给我们讲述了他的动机,但看起来更像一杯壮胆的烈酒。他说自己因为“幼年的经历、家教和天性谨慎,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对我们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隐喻。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中国似乎任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这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我们现在经历的时代很浮躁,越来越缺少沉得住气的智慧与理智,利益和金钱的诱惑也已早早得开始腐化学生的灵魂。我们外强中干,以为华丽个性的衣饰可以裹住脆弱的内心,于是穿着奇装异服,表情冷漠。内心又常常空洞肤浅,在虚无的网络中寻找虚无的知己,在现实的社会中面对封闭的自我。不得不承认,我也属于那沉默的大多数,对于生活中很多事都抱着不敢说、不能说、不必说的心态。正如王小波所说的,这似乎是中国人的通病。王小波在此文中写到“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在时隔十多年的今天,这一切似乎颠倒了,在通讯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人们的距离似乎拉近了,就表面看来人们似乎更加擅长表现自己,在中西方文化潮流的冲击下,中国人似乎已经抛弃了沉默是金的观念,但是在我看来却不是这样,现在的人们似乎更擅长在陌生人面前表现自,却不能向最亲近的人说出自己的想法,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对着电脑像不曾见面的陌生人倾诉,却和亲近的人无言相对。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相信虚拟世界中人们的只言片语,却无视身边的人的真切关怀。有人说21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计算机,它使人类真正的做到了足不出户就能知天下事,但是与此同时,他把人性的优缺点无限的放大了,在当今社会,人类似乎可以更自由的发表言论,于是,我们抱着猎奇的心态在网络上搜索各种自认为新奇的事情,然后,对着不相识甚至没见过的人大加评论,这样的“真相”似乎来得太快,却显得那样的不真实。

在中国做知识分子,有一种传统的模式,可能是孔孟,也可能是程朱传下来的,那就是自己先去做个循规蹈矩的人,做出了模样,做出了乐趣,再去管别人。但当我们还小的时候,从小学到中学 ,班上都是这样的好同学,背着手听讲,当上了小班长,再去管别人。现在也是这样,先是好好地求学,当了知名理论家或批评家,再去匡正世道人心。当然,这是做人的诀窍。做个知识分子,似乎稍嫌不够;除了把世道人心匡得正正的,还该干点别的。由这样的模式,自然会产生一种学堂式的气氛,先是求学,受教,攒到了一定程度,就来教别人。如此一种学堂开办数千年来,总是同一些知识在其中循环,并未产生一种面向未来,超越人类的文化。

看完之后,最大的感慨还是自己的成长,从一个叛逆偏激的孩子到如今还算客观平衡的成年人。而最欣慰的还是自己一直保持着思考的习惯。对王小波本人的一些思考结论我虽然不再赞同,但对他敢于质疑善于批判的态度是绝对尊敬的,这是一个群体精神进步的源泉。一个群体需要斗士,需要斗士一样的战斗精神,但同时,必须健康的引导这种精神推动力是车轮前进,而不要让这种精神把整个车都给砸烂,就需要还有一个将军,一个理智客观的领导者。至于将军是谁,怎么做,恐怕就不是斗士所能知道的了。

王小波说:“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绝新奇。”整本书看下来你会发现王小波不少想法都有点偏激,都非常新奇,甚至他的文字都“挂羊头卖狗肉”,淘气到不行。但你不得不承认他的想法能激发你新的思考,很有启发性。

于是这个时候的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王小波,可以从他的文字中了解到那个特殊时代的故事,感受到一位知识分子冷静又清醒的思考,并通过他的语言,唤起我们对于自己身处的当下社会的反思。

就像王小波自己提到的那样:

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是不是太狂了?

这不是一种狂,是一种诚实与清醒,于我辈,于今之世,亦是心有戚戚焉。

在我不会说话的时候最想说话。在我真正能说,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反倒沉默了。

王小波曾经狂热过,他没有否认。他这一代人,或多或少有过一段失却理性的日子。以十七岁的弱冠之年,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只身跑到云南边疆,战天斗地,未始不是一种革命时代的青春骚动。然而,严酷的现实很快覆盖了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想象,王小波开始沉默。

可以说,王小波对于“沉默的大多数”的理解,始于沉默的自己。

当猛地醒悟过来自己属于“沉默的大多数”这一个弱势群体之时,他开始寻找沉默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能力,没有机会吗?是因为某种不便为人知道的隐情?

他在思考过后,将自己归入一类弱势群体,这一类人“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文字和声音作为一种主流价值观的载体的存在的时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消失的,可是在那个年代,如王小波者却选择了沉默。

当话语被权力掌控,被禁锢的并非语言,而是作为个体的独立性。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就只好选择沉默——“话语教给我们很多,但善恶还是可以自明。话语想要教给我们,人与人生来就不平等……但你也可以不听。”

在那个狂热战胜了理性的年代,语言的沉默是对于流行话语权的反抗。

说还是思 : 思考的权利无法剥夺

与说话相比,思想更加辽阔饱满。……没有思想,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就像帕斯卡尔所说的那样,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人的脆弱与高贵都寄托在思想之上。人需要以各种方式来寻求一种思维的乐趣,去维系生活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因而这种思考绝对不会来自于一种统一语言的“灌输”,而更加接近于独立的价值判断。

这种判断,没有一个对错的标准答案,思维的精英也许做不了道德的精英,不过这无甚关系。须知,思维能力和道德水平本身就是两码事,大众所信奉的价值观是否真的就该成为所有人行为的金科玉律呢?

答案理所当然是否定的。

大众的信仰过于狂热,就很容易将小我埋没雪藏,这便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刻奇”。少数服从多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一种规则。

然而事实却是,狂信会导致偏执与不理智,多数也并非意味着生来便掌握颠扑不破的真理。否则那些冷漠的看客便可摇身一变成为某种正确的符号与中国文化最正统的代言,否则对于现有理论的思考、探索与超越又该从何论起,否则真理性的语言被众人分享人人皆是圣贤,世界又岂会是最好与最坏并存的复杂模样?

每一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理应具有独立思考与判断的理性,而王小波告诉你,如果语言被剥夺,最起码还有思考的能力与权利,说与思之间,思维与理性不可弃。

假设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脑子挖出来扔掉,换上他的,我绝不肯……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

在和文集同名的《沉默的大多数》这篇文章中,作者说自己曾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因为在那个年代,做一个沉默的大多数,远比做一个喜欢发表意见和“话语”的人要来的理智,在那样一个没有理性的时代中,“话语”太多的人往往是不理性,缺乏思考和常识的人。

作者这样写道:“我说到这件事,是想说明我自己曾在沉默中学到了一点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好的。这是我选择沉默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话语中,你很少能学到人性,从沉默中却能。假如还想学得更多,那就要继续一声不吭。”

他从沉默中学会了冷静和思考,身处“沉默”才能够避免“进了那个圈子就要说那种话,甚至要以那种话来思索”的窘境。

只有依靠沉默才能维持住的独立,已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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