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励志故事精选三篇

导语:淡薄功利,轻装前进;不计付出,坚韧不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下面励志故事网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名人励志故事,下面大家快来看看吧。

名人励志故事精选三篇

篇一:

44岁两万一千元创下华为

1988年,深圳。同样是从国营单位离职的王石,已经靠倒卖玉米,科教仪器发了大财。1988年,王石把自己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更名为“万科”,正式洗白。同年12月,万科发行中国大陆第一份《招股通函》,发行股票2800万股,集资2800万元,正式涉足房地产行业。此时的王石不会想到在深圳湾畔一个杂草丛生的地方,另一位中年创业者才刚刚搭起两间简易房舍。

历史有着惊人的戏剧性,与万科第一批上市不同,后面这家公司后来也成长为千亿规模,但至今未上市。而另一个截然不同是,跟万科吃定国内市场不同,这家企业是典型的“出口转内销”。他们从开始就没享受到什么特别的“政策红利”。这名后起创业者叫做任正非,而这个公司叫做华为。

1988年,王石37岁,已成为上市公司董事长。而只十几公里之外的简易房里,刚筹集了两万一千元的任正非正准备创业,这一年他已经44岁了。

英雄莫问出处。话虽这样说,但迟暮真是英雄的天敌。44岁,任正非不但老了,而且被开除,被离婚,从部队转业干部到国企高管,最后到一撸到底,几乎成了孤家寡人。历史总是要通过这样决绝的悲情成就一段佳话,后来无数的传记这样记载那段故事,“1987年,任正非因为工作失误离开南油公司,被逼着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1987年,也是一个草莽英雄起家的年代。1987年,宗庆后靠借来的14万元承包连年亏损的杭州上海校办企业经销部,并开始蹬三轮卖冰棍。1945年出生的宗庆后,这一年刚好42岁。

1987年,两个日后引领中国经济转折点的人一个刚从清华毕业,赶赴MIT攻读硕士学位。一个即将从杭州师范毕业。他们恰好都出生在1964年,这一年,他们都恰好是23岁。

去MIT的张朝阳遇见了尼葛洛庞帝,他们是最早投资中国互联网的人。杭州师范毕业的马云创办了海博翻译社,开始了曲折的试错过程。

1987年,44岁的任正非被迫辞职,离开了转业后分配到的南油公司。是下面这段文字激发我研究1987年的深圳,1988年的中国和这两年的任正非。“一个44岁老男人,经营中被骗了200万,被国企南油集团除名。曾求留任遭拒绝,还背负还清200万债。妻子又离婚,他一个人带着老爹老娘弟弟妹妹在深圳住棚屋,借钱创立了华为公司。已过了冲锋势头,没有资本、没有人脉、没有资源、没有技术、没有市场经验,看谁都比他强的一个人,逆袭成功。用27年把华为带到通讯行业世界第一位置。如果是你也有类似,今天你在哪里呢。”

翻阅目前市面上的任正非传,基本上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是有根据的。但后半部分有刻意曲解的成分。任正非当时是有一点点资本的,跟几个朋友一起创业也并非孤家寡人,他从南油退出时已经官至副总经理。而且他处在管制最为宽松的深圳,当时他跟王石一样,靠倒卖产品差价获得第一桶金。而且他们都赶上深圳最适合创业的年代,1988年,那不过是中国的“五月花号”把全中国最不安分的人都带到了这个国境线最南端的小渔港的时候。

为了说明一个人的传奇其实并不必附会他的苦难过去,并非苦难越多越能衬托一个人的成功意义。44岁的任正非,并不比70多的褚时健缺乏励志性,那些触底反弹的故事只要让人们明白触底不一定会跟着反弹就够了,而不用一直强调底有多深多长。

任何人,如果灾难足够长,困难足够多,命运足够惨一定是可以被打倒的,所谓活下来的人,三分之一靠努力,三分之一靠人品,三分之一靠运气,概莫能外,缺一不可。后代人写历史,不应老盯着人的意志和主观能动性,这会教坏年轻人,因为大部分走投无路的成功说到底不过是靠了运气之手在背后推了一把而已。

一个和谐的社会,要靠制造历史并活跃在当下的上一代来鼓励,比如林肯最好的鼓舞对象是1800年代的年轻人,而任正非,王石,宗庆后,马云,鼓舞的是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故事曲折离奇且经过了足够的时间考验,远比你看到现在任何互联网+的一夜暴富的传奇有参考价值的多。

若成功太容易,它的深刻性和参考性就可能不足。同样是成功者,陈天桥和史玉柱可能恰好只是在对的时间抓住了对的行业。“恰好”是统计学里的概率问题,不可能人人学会。

倒是任正非这种不屈服和不放弃能成为年轻人的精神动力。所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每一个有追求但身陷囹圄的年轻人,在最无助的时候想想任正非,你应该还没有他那么惨吧,至少你还有青春,还有宽松的社会环境,还有再来一次的可能。

相信历史总不缺乏再一次的巧合,只是到那个时候,能不能问自己一句,在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份,当时的你在哪里?跟谁风云际会?

篇二:

乌鸡变凤凰的传奇

55岁的乌苏拉·皮耶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保姆,却飞上枝头变成了凤凰,成为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的老板娘。

大众汽车老板娘:乌鸡变凤凰的传奇2010年秋天,巴黎天气渐凉,蔓延的寒意却被大众集团的派对拒之门外。乌苏拉·皮耶希终于对派对失去耐心了,她轻轻地拉了拉丈夫的袖子,然而他正在跟记者大谈遗嘱和孩子们。她的丈夫已经73岁高龄了,是执掌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近20年的费迪兰德·皮耶希。

亿万富翁的妻子

丈夫没有让她等得太久。他转过身来看着乌苏拉:“我在给他们解释你的位置,你听到了吗?”乌苏拉可不想听这个,她说她想去用晚餐了。但这位大众的掌门人却回答:“打个赌吧,你离不开我的。”

这对亿万富翁夫妇就跟普通夫妻没什么两样——深情款款,十指相扣。

乌苏拉继续她的小动作,拉着费迪兰德的袖子。“乌苏琪。”老人用昵称唤她,“我只是在解释,你在基金会中拥有的一些决定权。”

乌苏拉微笑着说:“那是三四十年后的事情。”

费迪兰德做出创立基金会的决定,似乎正在给他自己和继承人之间造成某些隔阂。他将自己的股份转入了两个信托基金:费迪兰德·卡尔·阿尔法和费迪兰德·卡尔·贝塔。当他活着的时候,两个基金由他说了算;如果他去世了,必须由管理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以及他的12个孩子来共同管理。

费迪兰德说,建立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所有与汽车品牌有关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在外界的人看来,继承人对此没有热情是肯定的。有德国媒体报道说,一些继承人在考虑将父亲告上法庭,尤其是那些感觉备受冷落的非婚生孩子,他们认为没有得到与合法的兄弟姐妹一样的待遇。但费迪兰德认为自己得到了“大多数继承人的支持”——至少有7个孩子支持这一决定。

同时,他指定了现任妻子乌苏拉在基金会中担任副主席。如果费迪兰德去世,乌苏拉不改嫁,她就将成为这两家基金会的主席。这位亿万富翁还决定,在今年4月19日的大众集团年度股东大会上,力保妻子加入大众公司监事会。

看来,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女人,极有可能掌管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给他平静的生活

在费迪兰德的生命中出现的时候,乌苏拉的身份还只是他孩子们的保姆。她可谓是继《音乐之声》女主角玛丽亚之后,第二个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奥地利保姆。

1956年,乌苏拉出生在奥地利的布劳瑙,长大后成为一位家庭教师。25岁时,她看到皮耶希家族在招聘家庭教师兼保姆,便拿到了这份工作。

在费迪兰德眼中,这是一个漂亮乐观的女孩,她与孩子们相处得很好。

“我被她开朗、自然的气质吸引,没多久我俩就擦出了火花。”费迪兰德说,他喜欢跟乌苏拉在一起时那种平和的感觉,不像之前那种慌张焦虑的家庭关系——那时,费迪兰德正与表弟的妻子纠缠不清。

乌苏拉还是家庭教师时,与费迪兰德一家人在山上的小屋度过了圣诞节。费迪兰德喜欢在山上练习四驱车。当费迪兰德沉浸在对车的“感觉”中时,总兴致勃勃地对乌苏拉讲有关车的一切。“他总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回忆令乌苏拉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他笑对人生,跟我一样,是个蠢家伙。”

两年后,他们在奥地利的沙尔丁登记结婚,并在1984年9月举行了简单低调的婚礼。一向刻板的费迪兰德还玩了一次浪漫,他把黑色的奥迪用200朵黄玫瑰装饰了一番。

就这样,乌苏拉嫁给了比自己大19岁、有9个孩子的费迪兰德,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的家庭主妇。

费迪兰德有一个女儿——只比乌苏拉稍小一点——对她说:“你怎么会嫁给我父亲呢?你是个这么快乐的人。”

这正是乌苏拉让费迪兰德着迷的地方:“我的乌苏拉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乐观的性格。在工作允许的情况下,我的情绪也会被她带动起来。”

只要不出差,费迪兰德就尽量与妻子在一起。乌苏拉还帮助费迪兰德克服了诵读困难症。费迪兰德说:“我也能像她那样读一些长文章了,还能找准什么是最重要的。”

费迪兰德毫不吝啬地在自传中提到她,写他教她开车,写与她一同去出海航行的生活点滴。

成长为女家长

乌苏拉在费迪兰德的生活中,一直是陪伴者和支持者的角色。

费迪兰德被称作是“含着汽车模型”出生的“富三代”,他的外公是保时捷的创始人费迪南德·波尔舍,但费迪兰德不姓保时捷,他退出了家族内部的权利斗争,来到大众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1988年,费迪兰德是奥迪公司主管产品开发的副董事长,但他与当时的奥迪CEO沃尔夫冈·哈贝尔针锋相对。51岁的费迪兰德觉得自己已准备好接任奥迪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因为他认为事实上也是自己在经营这家公司。可哈贝尔的合同却延长了一年,这让他气得发狂。“我的总裁总不在公司内,他总是随身带着高尔夫球包。”

费迪兰德打算去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做工程师,在得知哈贝尔的合同延期的当天,他就写好了一封给董事会的信,但乌苏拉偷走了那封信。“如果你想去日本,或是其他任何一家公司,我都会跟你一起。”乌苏拉说,“但要在孩子出生以后。”当时乌苏拉已有身孕,孩子5个月后才会出生。乌苏拉的缓兵之计让费迪兰德冷静下来,他找到董事会,表示自己接下来9个月只管理研发,将其他事务交还给总裁。

3个月后,公司出现了赤字。费迪兰德最终留了下来,而乌苏拉的角色也在慢慢改变——她也开始涉足商海,甚至连大众集团的CEO马丁·文德恩也认为她是“最有权威的以及最有企业思维的女性之一”。

乌苏拉陪着丈夫出席各种公众场合,聚光灯下两人的手总是紧握在一起。虽然乌苏拉仍然保持着她乐观的笑容,但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保姆了,她变得更像一位大众集团的女家长,有着非常好的举止和社交技巧。

费迪兰德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基金会的事情,说他的方法是非常好的选择,乌苏拉说道:“孩子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的。”费迪兰德看着自己的妻子,告诉旁人说,他的乌苏拉不像宝马的女继承人乔安娜·匡特,有点像弗里德·斯普林格——最初是阿克塞尔·斯普林格的家庭保姆,后来嫁给了他。在丈夫去世后,弗里德接管了阿克塞尔·斯普林格出版社,目前年盈利近29亿欧元。

乌苏拉马上机智地回答道:那是因为你对她们了解不多。

11点半后不久,这个汽车帝国的活动接近尾声,费迪兰德微笑着让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她的老花镜在红色缎带上晃来晃去,他们共同走向舞台前的楼梯,就像一对普通的夫妻那样,享受着巴黎的秋天。

篇三:

尺度与比例

梁思成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学教育学家。他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并多年活跃在教育教学的第一线。

1928年,梁思成学成回国后应东北大学之邀去沈阳创办了建筑系,任系主任和教授。在东北大学建筑系草创之时,梁思成和林徽因既是组织者,又是仅有的两名授课老师。梁先生特别注重启蒙教育。开班第一课,他先在黑板上一笔画了一只小狗,问大家这是什么?大家齐声答狗。又在小狗的旁边画了一座与小狗大小差不多的小屋,问学生这是什么,学生回答是狗窝。他又在狗的旁边画一个大的屋子,再问学生是什么,学生都说是房子。梁思成笑了,说“狗窝”和“房子”,一个是狗睡觉的地方,一个是人居住的地方,这就是“尺度”的含义。

与“尺度”同样有趣的,是梁先生在讲到更加抽象的“比例”这一概念时,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小婴儿和一个成年人,然后又在成年人旁边画了一个和成年人同样大小的婴儿,问同学们两个谁是大人谁是小孩,同学们照实回答,梁先生笑着说,“这就叫比例”。并说建筑也和人一样,各种建筑有自己的特点和比例,如果尺度弄不好,让人看起来像拔高了的小孩或缩小了的大人。

大师就是大师,两个难以用语言轻易讲通的抽象概念就在谈笑间烙印在每位同学的记忆深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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